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 新华社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绘制器物标本。 新华社

　　自古民族众多、曾建立古滇国的西南边疆，在西汉设置益州郡、实行郡县制后，是如何融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近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云南河泊所遗址，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发掘揭开了益州郡郡治的面貌，出土了大量两汉时期的简牍、封泥和建筑遗迹等。考古学界认为，这些重大发现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研究秦汉之际西南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价值。

　　体现和平包容的“双城记”

　　“近年来，河泊所遗址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介绍，“新的考古发现确认，河泊所遗址是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郡治。两座城池比邻而居，上演了一段‘双城记’。”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是从商周延续到汉晋的大型聚落遗址、古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

　　记者近日探访河泊所遗址，考古人员正在几个探方内开展发掘和清理工作。这是一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古时候台地与河道交错分布，确实是人类栖息和筑城的理想之地。

　　发掘现场往北约一公里，便是石寨山古墓群。1956年，考古人员在石寨山遗址清理一座大墓时，发现一枚金质“滇王之印”。

　　这个重要发现，揭开了尘封2000多年的古滇国神秘面纱，石寨山古墓群被认定为古滇国王族墓地。

　　《史记》中简要记载了古滇国的情况，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后来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说：“古滇国本身没有文字，但出土了数万件青铜器，留下了丰富的‘无字天书’。”曾经创造辉煌青铜文明的古滇国后续发展如何？古滇国的都邑到底在哪？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考古学界。

　　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有助于揭开这些谜团。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西部发现了密集的居住区、祭祀区和手工业区，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和大量古滇文化遗存，被认定为古滇国都邑。河泊所遗址东部发现了大型建筑遗迹、宽达12米的道路、水井和灰坑等丰富遗迹，特别是去年发现了从汉代延续到魏晋的城墙，以及“益州”铭文瓦当，证明这里就是2000多年前的益州郡郡治。

　　考古学界认为，河泊所遗址的“双城记”，表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时，没有对古滇国取而代之，而是在它旁边建了一座“新城”。这一做法既保留了古滇国的文化基因，又展现出中央王朝营建新城、推行郡县制的治理智慧，是中华文明和平性、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大量简牍封泥见证汉代边疆治理

　　河泊所遗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是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和封泥，堪称汉代边疆治理的文献档案库。

　　“目前已发现简牍5万多枚，其中有字简牍1.4万余枚，保守估计不少于10万字。”蒋志龙说，这些简牍出土于多个点位，主要是灰坑和水井中，推测为文书资料销毁场所。

　　“河泊所遗址汉代简牍的出土，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一件大事。”简牍学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任陈伟评价。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和典籍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简牍中发现了西汉、东汉12位皇帝年号，从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年代跨度近300年，表明两汉中央王朝对云南实行了长期有效治理。简牍中发现了“滇国”“滇廷”“滇相”等记载，显示古滇国和益州郡同时存续了一个时期，而且中央王朝派遣了官员协助滇王治理滇国事务。

　　此外，“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的简牍题检表明，益州郡建立了联通内外的邮亭传递网络。记载《论语》的简牍表明儒家思想在汉代已在西南边疆传播。户籍简牍则证明汉朝已在益州郡实行编户齐民的制度，实现了社会治理的进步。

　　与简牍同步出土的还有大量封泥。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已发现2000多枚封泥，主要出土于河道边缘的灰烬堆积中，大部分是官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道教封泥、无字封泥等。

　　在石寨山考古工作站，记者见到了这批珍贵的简牍和封泥。考古队员谢霍敏介绍，与古滇国和益州郡有关的封泥有“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说明汉朝在益州郡采取了“郡国并行”的双重治理体制。

　　官印封泥中与上级有关的封泥有“益州刺史”等，与周边有关的封泥有蜀郡、犍为、广汉、永昌、交趾等郡太守章，与属县有关的有滇池、建伶、双柏等20个县的官印封泥，显示益州郡与上下内外的公文往来非常紧密。

　　私印封泥涉及大量人名，印文既有张、王、李、赵、宋、高、陈等常见的汉姓，还有诸如“雝序”等疑似少数民族汉语姓名，这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直接体现。

　　印证中华文明在边疆的演进特质

　　河泊所遗址考古研究的丰富成果，不仅勾勒出古城的轮廓，更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在边疆演进的特质。

　　——揭示了益州郡郡治面貌，实证两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长期有效行使治权。蒋志龙介绍，考古发掘初步揭示了益州郡城址的主体结构和功能分区，城址主体结构由外环壕、护墙、内壕、城墙四部分组成，城内有东西向主干道，道路两侧有大型官署建筑遗迹，还有房址、水井和灰坑等。

　　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推行郡县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樊海涛认为，设置益州郡是一个里程碑事件。从益州郡设置开始，多民族聚居的云南开启了融入大一统国家的新阶段。

　　——见证了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陈伟认为，汉朝设益州郡后，将文书、职官、户口、赋役、法律制度等系统地扩展到云南地区，开展有效治理，为开发西南边疆、建立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罗群指出，就我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的关系来说，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河泊所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为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考古实证。

　　——反映了西南边疆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巍指出，纵观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有分有合、进程曲折，但从多元走向一体，国家统一始终是发展的主线。河泊所遗址的新发现，完善了滇池盆地从商周到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是西南边疆从多民族地区融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考古实证。

　　蒋志龙介绍，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

　　目前，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正积极推进，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整理、研究阐释等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界相信，将有更多新的考古发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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